曹丕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哲学家的皇帝，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哲学家的诗人。所谓哲学家，是说他能反思人生的真实。所谓诗人，是说他的诗通于一般人的感情。他的诗文中常常感慨美好之易逝，人生之速朽。因为如此，他给予了文章最高的评价，说文章是“不朽之盛事”。生命短暂，荣华难保，唯有保存于艺术之中的，才得以长存。
 
    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便可说是“不朽之盛事”。人生之死，本可以如同鸿毛，因此他要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。二千年后来读，他的人物仍然是风骨凛凛，叱咤风云。此之谓“不朽”。他写历史，是要“究天人之际”，但他最后的结论却是怀疑的，在列传的第一篇中，他说：“余甚惑焉，倘所谓天道，是耶非耶”？
 
    中国是最重视文字的民族。古人在最重要的时刻，留下的是碑文，而非雕塑或是石柱。石头也是会朽的，唯有文字不会。因此，《易经》中说：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。
 
    因为文字如此重要，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，文风关乎世运，非徒作者才力而已。孟子说：论世知人，那不但是批评的起点，也是批评的目的。先秦诸子，原始反终，纲纪人事，范围天地，此千古一逢之事，固不可复见于后矣。此后，自两汉文赋至于六朝丽辞，世变见于文字。诗至中唐全盛，气象亦无可模拟于后。两宋之际，中国的精神转为内向，此后激扬踔厉，风力神韵，不可多见矣。是文风影响世运，还是世运影响文风呢？这大概也是所谓“天人之际”的事情。
 
    当代文坛，卑高杂陈，而毕竟思想拘谨，意气衰弱，气习芜杂，徒多文坛教师而已。是以聚食者众，而此后人物浪淘，将何足以传之后世？此亦关乎世运乎？

 

 

怀冰的回复：文字柔软，立意却十分强硬啊。

减五度的回复：读书读到最后都是疑惑，因为人终究不是天，毕竟天人之际非一般人力所能窥视。圣人亦惑焉，只不过圣人更敢于去做人力所能做到的，人力所触摸不到的，就保持谦卑和敬畏。

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”，也许基于这样的理由，人们重视文字以至于不惜金石雕刻，但从来就很少有石刻的文字能够真正地不朽，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理上，不朽的是长留在人们的心灵之中。

是文风引领世运，还是世运影响文风呢，普遍性而言，个人倾向于后者。所谓普遍性和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时代性格、民族性特征，是一般性文风所不能摆脱的。或者说，于今时今世而言，后者更明显更有效。

也许我们对于今时太过苛责了，又或许今时确实就是太过平庸无趣，所以我们怀疑我们凭什么足以传之后世。既然金石都要腐烂，平庸何曾不是历史，芜杂何曾不是记忆。又或许碍于我们的眼界和时空，我们观察不到同时代先行者的力量。改变这种平庸的方式，在于“文风”的刚健正气，在于全族的复兴与觉醒，所以，就特殊性而言，也许在于前者。尤其于今时今日，更加值得渴望。